农民工打工2年回老家:儿子挣脱已不认识父母

发布时间:2016-02-19 17:30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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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的8年里,李大君跟踪和调研过百余起建筑农民工讨薪、工伤索赔等案子。夜宿过工地、露宿过街头、去过工伤农民工的老家、为了见上老板一面整夜守候;有过被相关职能部门踢来踢去“当皮球”的经历,还遭遇过涉事工地的雇黑报复。但更多的时候,他说自己更像是一个倾听者、陪伴者。

“不知会用多少时间,我想为像我父亲一样的人,做点事情。”他说。

李大君跟老何初次见面,是在一个由鸡圈改建的工棚里。

当时,他刚来北京不久,在北大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搞项目,常去北五环外一些建筑工地做探访。有天晚上,李大君匆匆忙忙地赶末班车去,路过一间工棚。工棚的门板缝隙很大,他不经意地瞥了一眼,瞧里边坐了俩人,是他没见过的两个工人。李大君推门进去,认识了老何兄弟俩。

那一阵儿,李大君结识了很多像老何这样,在建筑工地打工的农民工。他们的生存状况和生活遭遇让他震惊,也触碰到了他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2009年,李大君和伙伴们注册成立了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主要服务对象,就是进城务工群体中“劳动权益最难保障、生活条件最为艰苦、文化生活最为匮乏的建筑农民工”。

后来,他干脆把家也安在了北五环外的打工者聚集区。跟人合租一个小院,算上厕所一共5间平房。李大君住的屋十平方米,只能放下一张床,不见阳光,冬天烧蜂窝煤取暖,每月租金200块。

连同行都说他:你与这些服务对象吃住在一起,多痛苦。

“没有呵。”李大君笑嘻嘻地说。“吃完晚饭,串串门,聊聊天,我觉得挺好!”作为一个社会工作者,他觉得跟老何他们交往,让他整个人更接地气,对社会更有敏感度。

李大君是个80后,生于1981年,大学读的是社会工作专业。

毕业后,他曾在一个贫困的彝族小村子待了3年,还在昆明的一个建筑工地打过3个月的工。但来北京工作后,跑工地、见工人,一开始怎么也找不到感觉。“虽然从不偷懒,但也没激情。”直到有一天碰着一件事,刺痛了他,人像是被激活了。

那是在一个高档楼盘工地,57岁的农民工老潘,在连续35天,每天不低于11个小时的高强度劳作后,猝死在工地地下室的宿舍里。

一起干活的工友告诉李大君他们,老潘是干杂工的。分给他一块大石头,用四个拳头大的铁锤,一点点砸碎。一天必须砸完,不然这天就没工钱。“到了下午,他说心口疼得厉害,但硬是撑到把一天的活儿做完。回来难受得没吃饭,就直接去床上躺着。因为没钱看病,想着睡一觉也许就好了。”

深入探访后,李大君看到了工人们的生活现状:不削皮的土豆,用清水一煮就是午饭,连基本的热水都没有。糟糕的宿舍环境里,只有36伏低压电,也没办法烧水。在这个乍暖还寒的春天里,工人吃、喝、洗、涮都得用冷水。

“工人干了活,却拿不到工钱。老板用自制的饭票代替工资发给工人,工人拿着老板发给的饭票,去老板娘开的食堂买饭,去老板娘开的小卖部里买烟、买酒。而这些商品的价格,往往高出市面价格一倍。”

“病危的老潘,能用饭票去工地外的医院看病吗?打工出来时,从家里带了200元钱,买火车票花去一百多,到他死时,身上只剩下一块五毛钱。”

“我就想起了我爸,想起了1994年,我们家那个惨淡的春节。”

李大君是在河北农村长大的,小时候,父亲就在北京的建筑工地打工。那年腊月,村里一起去北京打工的人,见工钱不好要,开始陆陆续续返乡。那时欠薪已经出现,但讨薪还不知找哪个部门。“老板愣说自己没钱,拿不到工钱的工人,在最后离开工地时,把能顺走的东西都顺走,以此做补偿并化解内心的愤恨。”

但父亲迟迟不归。

“听回来的人讲,我爸打工的工地上的人几乎走光了,就剩我爸一个人。工棚没有暖气,食堂也停火了,老板连个零花钱都不给。他们说我爸即便冻不死,也得饿死。”

“奶奶和妈妈每天都很焦虑。”因为没电话,连个通信地址都没有,她们只能干着急。“那时,我开始非常想我爸,或者说,我第一次开始想念他。”

一向被村里人认为憨傻、实在、不善言辞的父亲,在13岁的李大君眼里,却是一个严厉的人。“眼睛一瞪很吓人,而且爱喝酒,酒后脾气暴躁。所以,我一直跟他很疏远。”

“但是,这一次,我却非常非常想他。”

快期末考试了,每天放学回家吃过晚饭,小伙伴们就开始拿着蜡烛,打着手电筒或是提个灯笼,到村小学补习功课。“我总是踏实不下来,脑子很容易溜号,开始想他在北京怎么熬过寒冬……”

终于,腊月廿八夜里,父亲一身寒气地回家了。

除了一件油黑发亮的棉大衣和一床油黑发亮的被子,父亲给他带来一件过年穿的新衣服——小得如同紧身衣一样的浅绿色人造革夹克。离家已经一年了,他不知道儿子已经长大了很多。除此之外,他身无分文。

“后来听奶奶讲,等到最后,老板只给了我爸一点过年费。买了回家的车票,只剩50多块钱。临上火车,他在旁边的服装店,用这些钱给我买了这件衣服。”

多年过去了,李大君说自己很遗憾,从未跟父亲好好地聊过,问问他当年在北京打工时吃得咋样,住得咋样,老板是什么样的人,干活累不累,都遇过啥事。“我只知道他是砌砖的,活很重,所以落下腰椎病。厉害的时候人都起不来,动了一次大手术,现在基本不能干活了。”

“干活拿钱,天经地义!但作为最底层的建筑农民工,连这最底线的尊严都没有。”李大君的声音急促起来。

很快,他的语气就缓和了,“嘿嘿”地笑道:“咱不是愤青,发现了社会问题,不会光骂娘。我是积极的建设者,批评它是为了改进它,做我能做、可以做的事。”

在最近的8年里,李大君跟踪和调研过百余起建筑农民工讨薪、工伤索赔等案子。夜宿过工地,露宿过街头,去过工伤农民工的老家,为了见上老板一面整夜守候,有过被相关职能部门踢来踢去“当皮球”的经历,还遭遇过涉事工地的雇黑报复。但更多的时候,他说自己更像是一个倾听者、陪伴者。

“不知会用多少时间,我想为像我父亲一样的人,做点事情。”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