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标题：被告人仅获刑5年半岁女婴性侵案被“轻判”背后
1比7“隐案率”的背后
徐云弟说，当下他有两块“心病”如鲠在喉：一是尽快搬家，将全家迁到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越远越好”。二是要赶紧给丫丫改名。
“我准备明年出去打工，慢慢攒下钱，带全家人离开这个地方。”徐云弟坚持迁居，绝非杞人忧天。北青报记者在村内采访的几天内，发现只要徐云弟一出现，三五成群或聊天或做工的人，会静默停工，待他走过后，便指点议论。
“我无法想象丫丫懂事后，在这样的环境中，怎样生存。”徐云弟说。
明年春节，徐云弟的第二个孩子即将临世，而到那时，他除了要面对自己一家四口的生计，还要担负二老的赡养。
如此庞大的迁居计划，很难想象徐云弟需挣够多少钱才能完成。
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副主任吕孝权告诉北青报记者，来自中国公安大学对全国5800多名中小学生的一项调查显示，未成年人性侵案件的“隐案率”已高达1比7。也就是说，1件“报官”的性侵案件背后，至少隐藏着7起未披露的性侵案件。
“这些被公开的部分，只是冰山一角。而这背后所暴露的，是对公权力维权的没有信心。”吕孝权认为。
“很多性侵受害人在选择‘公开’后，遭到了来自各方的‘二次伤害’，加之现行法律对刑事被害人，没有精神损害赔偿，所以，借助公权救济，往往最后一分钱得不到。有些人便干脆以‘私了’换‘实惠’。那么多的性侵案件，因钱财的‘消弭’而潜入水下，这才是最可怕的。”李桂梅认为。
我国刑事案件受害人，不能得到精神损害赔偿，或称没有精神抚慰金，已是学界呼吁多年的老话题。
2005年，广西律师张树国，在代理当地小学教师性侵女童案时，因为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依法既不能得到身体损害赔偿，亦不能得到精神损害赔偿，甚至提出“处女膜算物质”，为每个性侵少女提起20万元赔偿的诉求。
最终，该案以当地教育部门出面补偿了结。
2013年10月23日，公、检、法、司联发的《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虽然支持被害人的精神康复治疗费，但因必须是“已经发生”的，所以后续部分不能“预判”分文。
强奸罪能否与国际接轨
虽然猥亵儿童罪的最高刑期，已经从《刑法》八的5年，增加到《刑法》九的15年，但在丫丫案的援助律师看来，现行的立法，自己跟自己纵向比是进步了，但与发达国家地区横向比，仍差距很远。
“我一直呼吁，能否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从立法源头上加大对罪犯的惩罚力度，因为重判的同时，就是对儿童保护力度的加力。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徐浩的罪行可以按强奸罪论处，而在大陆，这项罪名可能面临死刑而非猥亵罪的几年、十几年。”余华坤说。
“猥亵儿童罪和强奸罪都属于性侵犯罪，区别在于，徐浩到底是用手指，还是用生殖器，对丫丫造成的伤害。而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中，这种区别不予考虑。”李桂梅也说。
北青报记者查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2002年也将强奸定义为：“使用阴茎或其他部位或其他东西，经武力逼迫或其他逼迫，穿入阴道或肛门，不管程度轻微与否。”并且在国际刑事法庭，已有相关判例。
也就是说，按此原则，不管徐浩用身体任何部位，只要他强行进入了丫丫的身体，就应该以强奸罪论处。
实体以外，这起案件从侦查到审理过程中，暴露的程序纰漏及瑕疵，也令人深思。
徐云弟告诉北青报记者，庭审时，装有女儿纸尿裤和染血秋裤的物证，只用两个牛皮纸档案袋装着，一个用订书钉潦草封着，一个干脆连订书钉都没有。
李桂梅也证实， 该案一审中，检方出具的涉及被告人DNA鉴定的关键物证，竟然没有封存记录，既没有封条，也没有签字。
“这就意味着，该物证最后由谁保管，中间经过了谁之手都没有任何记录。因此，物证在整个流程中是否存在污染，就无从证实。”
徐云弟从1月28日凌晨报案后，直到他3月18日通过微博向社会发布案情，50天里警方竟没有带嫌疑人指认犯罪现场。而就在他公之于众的第二个工作日，警方便完成了这一侦查流程，并在当天，将案件移交到检察院审查起诉。
徐云弟告诉北青报记者，很多人认为他当初的选择不明智，既没能拿到钱，也没有得到预想的刑罚结果，走错了棋。
但他说，他将丫丫个案公之于众，唯一想到的，就是能推动保护性侵儿童的立法，前进一步是一步。
徐云弟指着电脑中摄于1月29日的丫丫照片说：“你看看，这事发生后，对丫丫的伤害有多深。”画面中，半岁的丫丫，居然呈现出霜打似的忧愁，微蹙的眉宇间写满哀伤。
“作为一个父亲，我能袖手不管吗？”徐云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