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标题：被告人仅获刑5年半岁女婴性侵案被“轻判”背后
庭审模拟令嫌犯“崩溃”
“拖延”战术没能起作用
案件发生后的半年间，正赶上《刑法》九的修订。
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援助律师便寻找对策。“如果定猥亵儿童罪，根据《刑法》八的规定，最多判五年。因不存在‘聚众’和‘在公共场所当众’情节。”李桂梅说。
舆情显示，该案经媒体披露后，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一家社交网站的话题“六个月女婴遭强奸”，在5月21日（一审开庭日）12点的阅读量为423.3万，讨论量为7300多条，到了9月22日（二审开庭日），阅读量激增为3425万，讨论量超过6.8万条。
“我到公诉人处复印案卷材料时，检察官说她刚接手这起案件时，在办公室骂了两天，甚至不能立即去提审被告人，怕自己控制不住情绪。”余华坤透露。
丫丫性侵案，以其受害人年龄之小、侵害后果之严重、侵害手段之残忍，创下多项之最。按现行猥亵儿童罪量刑，5年刑罚，明显与其犯罪性质之恶、社会影响之大，不成正比。
如何能让犯罪嫌疑人罪当其罚？
作为湖南省第十二届妇代会代表，李桂梅开始通过妇联系统逐级反映，并通过全国妇联，向最高法通报此案。
全国妇联在高度关注的同时，给了律师一些建议：一是寻找涉嫌强奸的证据，二是尽量“拖一拖”，等到《刑法》九出台，它可能会破解量刑较轻困局。虽然她们清楚，依据《刑法》“从旧兼从轻原则”，重判会有障碍，但还是决定采用“拖延”战术。
5月21日第一次开庭时，余华坤以涉案物证必须出示原件为由，“逼迫”法庭不得不休庭。6月30日第二次开庭时，她们又刻意“预制”了再次休庭的理由——丫丫的妈妈不通晓汉语，要求法庭提供柬语翻译。
不过，这次“人为制造”休庭的计划落空了，法院当庭便作出了宣判。
虽然丫丫个案没能突破，但由此而起的立法推动却不容小觑。一直致力推动《刑法》关于强奸罪和猥亵罪构成要件修改的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针对丫丫案遇到的法律瓶颈，第一时间在中国人大网上提交“修法”建议：在《刑法》九中，务必能在列举的“聚众”和“在公共场所当众”这两种加重处罚情节外，增加“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兜底条款。这一建议后被新法采纳。
赔偿诉求未获法院支持
9月23日，南平市中院的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在刑事和附带民事部分，全部维持了一审原判。这意味着，除了被告人五年的刑期没有改变外，受害人民事部分提起的30万元迁居费及50万元后续康复费，总计80万元赔偿诉求，因为没有证据支持，没有判得一分钱。
“分文没有的民事赔偿，让我的家人很难接受，虽然我知道刑事部分已经是‘顶格’判决。”徐云弟称。
北青报记者走访发现，徐云弟一家，至今仍然住在三四十年前的老房子，门口还是土坯搭成。而村内很多人都盖起了楼房。进入他的婚房，里面的陈设更为简单，唯一的家具简易衣柜还是表哥用剩的，“结婚时只添了床和电视。”徐云弟说。
因为家贫，徐云弟和哥哥多年来迟迟没能娶亲，后经人介绍与媳妇成家时，已是35岁“高龄”。平日里，他靠种田和经营茶园营生，插空种些山笋和板栗树。“一年的收入也就几万元，今年赶上板栗歉收，只能赚个两三千元，而往年能有一万多元的收入。”
屋漏偏逢连阴雨。妻子产后第四天，60多岁的老父亲上山施肥，一脚踏空摔落，背上的农药压塌了老人的脊椎，叠套的脊柱最终只能靠钢板和钢钉固定。两万多的手术费，花掉了全家一年的收入。
徐云弟向北青报记者坦承，事发后，他的姨父曾和徐浩家人谈过赔偿问题，因为数额问题没有谈拢。
“徐浩家最终只肯出到6万元，并且要求我们不能报警。这和我们的想法有很大差距，我认为起码得要10万元。”徐云弟的姨父告诉北青报记者。
“我是不会要这笔赔偿金的，即使对方给了，我也会坚持报警。否则我将来无法面对我女儿、无法给她交代。”徐云弟说他对自己的选择，至今不后悔。
得知丫丫的案情后，全国律协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委员、湖北领汇律师事务所万珏透露：全国律协未保委下设有“新起点——小额爱心资助项目”，会对家庭贫困、权利受到侵害却无法得到实际赔偿的未成年人，给予小额资助。
“虽然这笔钱的上限只有2000元，但它多少是对受害人及家人的一种慰藉。”余华坤律师说，他们正向有关方面申请，为丫丫家人争取这笔救济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