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级学生在上武术课。孙亚男/摄
在北京市昌平区一所大学校园里，有一所租来的学校。这里有450名非京籍学生，年级分布从小学到高中。这些孩子和他们向往的大学生活，只有一道铁栅门相隔。自2012年创办以来，这所名叫临川学校的地方，一直被非京籍学生家长视为入学的希望，是“全北京独一家”的存在。
在北京这座人口超过2000万、拥有众多学校的特大城市，中考、高考均未向非京籍学生开放。
作为一种探索，临川学校最初只为江西籍的在京学生，提供完全按照江西省高考自行命题方向的教学实践，后来又扩展到非江西籍的在京孩子。
“这是一个探索、一种尝试，我只是想让北漂的孩子能够像当地孩子一样正常上学，正常中考，正常高考。”10月的最后一天，学校创始人胡雨龙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他戴着眼镜，身穿深蓝色西装，系着条纹领带。这位看起来儒雅的男子，一说到关键处，忍不住激动地挥动手臂。他执笔写的校歌里宣告着“向前的洪流不可阻挡”。
7年前，胡雨龙调到江西省抚州市驻北京办事处工作，老乡都叫他“胡老”。此前，他是该市临川区教育局局长。
在他初到北京时的一次老乡聚会上，有位开着豪车、能呼风唤雨的企业家向他大倒苦水。“物流业做得很大，业务量在亚洲都排得上号”，但只有一件事能让他低头认怂。因为没有北京户口，这位企业家面临艰难的选择：要么放弃事业带女儿回老家读书，要么放弃亲情让女儿独自回家乡上学。
这次聚会，让胡雨龙感触颇深。后来，这名前教育局长发现，只要老乡凑到一起，话题都离不开“上学”。
2000年后，北京开始提高非京籍儿童入学门槛。2010年，北京市普通小学招生人数里，近一半为非京籍学生；初中比例降至30%；而到了高中，非京籍学生仅剩10%。根据有关规定，非京籍考生无法在北京参加高考。
对于为北京带来景德镇陶瓷、安义门窗、吉安菜品和资溪面包的40万江西人，“能让子女在北京接受教育”成为刚需。一些家长选择职高或费用高昂的国际学校，但更多的人只好把孩子送回老家读书，成为留守儿童。即使靠“拼爹”留下借读，返回江西高考时，又要面对与北京教材完全不同的试卷。
在另外一次饭局上，围绕非京籍学生能否在北京上学、高考的话题再次展开。
“我再有能耐，也解决不了孩子上学问题，政策何时才能放开？”胡雨龙的非京籍老乡端着酒杯一饮而尽。
“北京教育资源有限，放开门槛那还不得崩盘？”手握北京户口的老乡拍着桌子反问，陈述僧多粥少的现状。
饭桌上狂风骤起，胡雨龙左右为难，两边各执一词，他都能理解。有人把他推向风口，提议由这名曾经的教育局局长亲自操刀办一所学校，解决江西非京籍孩子上学问题。 “与其等待政策变化，不如探索出一条能够实实在在解决问题的新路子。”他重重拍了一下沙发扶手，“上为政府分忧，下为百姓解难。”
在北京江西企业商会的鼎力支持下，他决定“用行动终止这场毫无意义的口水战”。
胡雨龙也短暂拥有过北京户口。上世纪80年代，他曾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毕业后，他选择回到江西老家。2004年他执掌临川教育局。临川一直被江西学生奉为“读书的圣地”，临川一中、二中声名远扬，“不亚于北京四中、人大附中在北京的地位”。
“虽然还是要回原籍高考，但把临川的学校搬来北京，就能让江西籍学生享受亲情的同时，还能享受家乡的优质教育。”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胡雨龙用手轻轻点着膝盖，对自己熟悉的领域充满自信。
在高一（1）班的教室里，贴在后面的成绩单格外显眼，黑色水笔大大地写着每个人期中考试进步的名次，许多人都比两个月前刚入学时前进了不少。语文课上，老师正引导大家思考“我们为什么需要学习鲁迅”。
25名同学被分成几个小组讨论，“正直”“敢说真话”“不妥协”等词语纷纷蹦出来。“勇敢面对现实”，有位同学高声说道，又很快捂了一下嘴。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的这句话，胡雨龙常说给自己听。不管多艰难，他决定走出一条路来。
在北京城1.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找场地这件事轻而易举地难倒了他。为了满足获批筹建的条件，2011年一整年，他天天泡在网上找线索，平均每天跑2个地方，大兴、房山、顺义通通找遍。
“就差密云没去了。”他掐着指头算着。因为舍不得花钱，这个驻京办负责人常常靠地铁和公交车出行，一趟就要花三四个小时。而在临川，这位曾经的教育局长想要落成一所学校，只需“大笔一挥”。
就在2011年，北京针对非京籍儿童入学管制开始加速，先后关停24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胡雨龙想为非京籍学生争取一个座位。
办学许可证申请下来了，但争取来的资金却“掉了链子”。因为办学校没钱赚，看不到立竿见影的回报，最开始的5位投资人里，有2位撤资。开办学校的4年里，始终没有实现收支平衡。很多家长觉得每年2万多元的学费“有些贵”，但这些收上来的钱“够房租就不够给老师发工资”。
那段时间，他靠跑步解压，这是胡雨龙上大学时摸索出的放松法。一到晚上，他就换下白天穿的西装、皮鞋，套上一双舒服的运动鞋，他习惯了在黑夜里摸索着向前奔跑。
胡雨龙的行为打动了一名江西省领导。“我们派老师援疆、援藏，为什么不可以派老师去北京教育我们的孩子？”为了保证师资力量，这位领导专门批示，将派往北京临川学校的教师作为抚州市派驻教师，保留公办教师身份，“让外地的江西学生感受到家乡的温暖”。
这名前教育局长聘请临川一中老校长卢国兴出山，在各重点中学招兵买马，一些老师被这项“为江西娃娃好的创举”吸引，10多人的教师队伍很快集结。
然而2012年临川学校开始招生时，仅有70位学生。投资人劝他“别办了”、“亏不起”。
“哪怕只有5个人、10个人，也要办！”胡雨龙的回答斩钉截铁。这种坚持，就像他读大学时，曾独自一人从北京海淀区徒步去长城一样，即使再难也不停步。
在胡雨龙办学两年后，政策又变了，非京籍家长需要持本人在京暂住证、在京务工就业证明、全家户口簿等证明证件等，才能办理9年义务教育入学手续。2016年，非京籍学龄儿童入学需持有的“五证”变成了28个证件。
因为缺少其中某项证明，林超读初一时，就被学校老师提醒“在北京不能上高中，尽早联系学校吧”。于是，父母将他送回江西老家。
“根本融入不了江西的学校生活。”这个满口京腔的男孩嚼着碗里的糖醋排骨，招牌赣菜他并不喜欢。
转回江西上学后，老师用家乡话讲笑话，所有同学都笑了，只有林超不知所云。不在父母身边的日子里，他甚至开始学会用拳头解决问题。半年后，林超逃回北京，想学散打，“再也不想上学了”。 和林超同班的一个女生，初中时在一所公立学校就读。同学之间常用“我有”造句，当其他同学用带着炫耀的语气说出“我有北京户口”时，她只好立即闭嘴。即便是班里的学霸，在非京籍的标签下，漂亮的分数没有任何说服力。而在临川学校，“大家都是非京籍，不会感到被歧视”。
如今，林超在临川学校上高一。林超在《纪念刘和珍君》这篇课文上工工整整地记下老师的板书：刘和珍是一位渴求真理与进步，富于斗争精神，有远见卓识，温和善良而又具有爱国热忱的青年学生。这个曾经不想上学的男孩回到了父母身边后，连续前进，在上次的生物考试中取得了单科状元。
在这所租来的学校里，江西元素随处可见。走廊上，临川人汤显祖、王安石、曾巩在墙上微笑，班级也以这些名人命名。为满足“江西胃”，学校食堂特意推出小炒肉等江西招牌菜。但这些自小在北京长大的孩子起初并不认识他们的名人老乡，他们的味蕾也失去了喜食辣椒的故乡记忆。现任校长魏媛媛还把从江西引进的临川教育模式和北京的素质教育思想结合在一起，“既有江西的勤学，又有北京的眼界”。
这些能留在父母身边的孩子，用红纸折了几朵百合花送给胡雨龙，他一直珍藏在书柜里。
“以前暑假时，我赶紧关手机，就害怕别人托我办入学的事。”胡雨龙晃晃手机，“现在必须开机，而且要主动把学校推销出去。”在培养了两届毕业生后，这位一直低调的教育工作者渐渐接受媒体的采访，一遍遍阐释自己的想法。在他看来，这是“在为北漂孩子探路”。
2015年起，江西高考不再单独命题，纳入全国卷范围。临川学校拿出更多的名额招收其他籍贯的孩子入学，也开始扩充来自全国的师资力量。北京的公立学校老师贴出临川学校的招生信息，为非京籍学生指出“第二条道路”。江西省领导多次前往学校考察，为这种服务老乡的方式点赞。一位来咨询的父亲把手里的招生简章紧紧攥住，感慨“孩子终于有了一个不需要搬来搬去的窝了”。
胡雨龙办公室窗外，一只叫汪汪的小狗和学生追逐着。学生搭了一个窝，喂它牛奶和火腿肠。流浪了好多年，它也在临川学校找到了家。
在教育局工作时，胡雨龙总倡导“办学要和社会需求相结合”。当他面对的不再是一叠叠文件，而是一双双迫切渴望上学的眼睛时，才终于摸清了这句话的份量。
“孩子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他就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胡雨龙用手指轻轻推了推他那副黑框眼镜，脸上终于有了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