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6-02-25 12:06 【来源:】
采访施一公,并不容易。 因为总是一不小心便身处“风口浪尖”,身为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的他,已不太愿意接受采访,但听说记者的目的是关于学生培养,施一公欣然应允。 看得出,虽然力求低调,但对于如何育人,如何做一名好导师,施一公还是忍不住有话说。在他看来,与其他事情相比,带好学生、做好科研、做出对人类有价值的成果,是特别要紧的事,也是他一刻没敢停止思考的大事。 好的导师,要将自己对科研的态度、视角、方法传承下去 “我们处在一个实验室面临巨大竞争压力的时代,在鼓励科研人员发挥创造力的同时,保证产出的科研成果在技术细节上的可靠性、在科研伦理上的严谨性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为何对于年轻科学家的指导十分重要。成为一个实验室的‘老板’,并不自动意味着能给他或她的学生提供优秀的指导。” 《自然》杂志总编菲利普·坎贝尔的这番话,也是《自然》设立杰出导师奖评选的考量,这个奖项旨在嘉奖科学领域的优秀导师,强调导师启发年轻科学家的重要性。 在施一公看来,导师对于学生的第一责任,是教会学生选择课题,教会他们如何判断课题方向、研究价值,而不是让学生瞎摸索。同时,当学生在做研究的过程中遇到问题时,及时给予指导,帮助其解决问题。但遗憾的是,目前,很多导师很难拿出充足的时间指导学生。 “一方面是因为老师们太忙、事情太多。我个人也是如此,有时都觉得愧对学生。当然,还有一部分原因来自责任心以及导师的个人能力,来自高校教师管理制度。”施一公回忆起自己在国外求学时的经历,“那时候,我的导师每周都要与我认认真真谈一次,了解我目前的研究状况,取得了哪些突破、遇到了哪些问题。” 怎样才是合格的导师?在施一公看来,“科研能力的合格是基本条件,但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条件,是投入的合格。但遗憾的是,我们目前的管理机制只能对导师上课的时间做出约束,对于责任心以及指导学生的效果,很难给出评价、做出约束。”尤其令施一公感到担忧的是,目前高校许多教师忙于自己的课题和项目申请,没有真正将精力与心思花在学生培养上。美其名曰给学生更多主动权,实则也许是一种不尽职的表现。 施一公认为,好的导师要能真正影响学生,将自己对科学研究的态度、视角、方法传承下去,把科学的风格、修养、研究成果传递下去。 国内高水平大学要用国际化思维、做法吸引和留住人才 从2007年回国创建实验室算起,施一公回国工作已近9年。他见证了这些年来国内科研水平的飞速发展。“如果说10年前,在生命科学领域,我们仅是美国的百分之一或二,那么现在已经进步到百分之十以上。如此速度及成就,非常令人振奋。” 国内科研水平的提升,也不断吸引着优秀人才的回国,“目前,国内一些高水平大学在国际上也具有相当的竞争力,如果一名优秀人才同时面对美国州立大学和国内高水平大学伸出的橄榄枝,选择后者的可能性应该已经大于前者。”施一公说,“当下我们应该着重考虑的是,如何保持过去10年间科研实力和水平提升的速度,而这需要我们在体制机制上进一步创新。”在他看来,国内高水平大学科研实力的进一步提升,需要用国际化的思维、做法、后勤保障体系来引进人才、留住人才。 说到这儿,施一公讲到了目前国内许多高校开展的综合体制改革,尤其是备受关注的人事制度改革。在施一公看来,中国建设一流大学,需要引进一流的人才,那些在基础研究领域经得起国际标准检验的人才、世界一流大学也想要引进和留住的人才。因此,国内大学在建立准聘教授制度时,也应该参照国际标准、引进国际评审,“当然,我们也要充分考虑校情、顾及本土文化,不能完全照搬国外经验,要符合中国国情,有中国特色,不能简单一刀切。” 科研水平的提升,离不开科学的评价体系,离不开健康的指挥棒,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高校层面,在施一公看来,构建一个良好的科学生态尤为重要。 “对于科研人员来说,应该真正瞄准重大的、原创性的、对世界文明有贡献、对国家有意义的突破性成果,而不是只将目光聚焦于发表文章和申报各类奖项。对于高校来说,也不应只是关注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而应该着力为科研工作者营造一个宽松的科研环境。”施一公回忆,他曾经引进一位免疫学领域的年轻学者,回国后前4年一篇论文都没有,到了第五年以后才开始有世界瞩目的研究成果出来。“科研是需要时间、需要沉潜之心、需要不受打扰,凝神聚力的。这就要求学校为学者提供一方良好的科研土壤与环境,也需要好的评价机制。” 创新思维需要激荡,科研不可能复制他人,不要盲从迷信 不久前,在“未来论坛”年会上,施一公发表了题为《生命科学认知的极限》的演讲。与以往不同的是,施一公此番并未局限于生命医学,而是从人类生命饱受心血管疾病、癌症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的3大挑战开始,讲述了人类如何通过科学来迎接生命挑战。从已知到未知、从生物医学到量子力学,他的演讲展现了一个生物学家面对生命之谜的不懈追问。 或许是因为研究方向为生命科学领域,与生命体的起源相关,不管是科研、育人还是学校管理,施一公在思考、做事时都喜欢关注本原、探究意义。 关于学习的意义,他对学生这样以诚相见:“有些学生有时会陷入一种无端的狭隘,天天想着找工作,路越走越窄。为个人奋斗固然重要,但这只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因为你生活在一个大世界中,你看看你生活的这个国家,你看看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有多少人需要你的关注和关爱?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在追求小我的同时,心里也要有一个大我。即便在困境中,也要有一个承担起天下的雄心壮志。坚定的信念,是一个人做成任何一件大事的前提,做事的时候要全力以赴、做到极致,不留遗憾。” 对于科研的方法,他这样激励学生:“创新思维需要激荡,如果没有激荡一定不会有好的想法,一定是喝白开水。你们不需要崇拜任何一个科学家,他讲的话你们最多是借鉴,不要盲从更不能迷信。你们不可能去复制另外一个人的足迹,也不可能完全按照另外一个人的做法去做,你们要成为自己。” “做基础研究,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改变什么?作为一个敢担当的读书人,不仅应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也需要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希望,不管是我自己、我的学生,还是我的同道,我们每个人都承担一点社会责任。这是我除了对科学本身兴趣之外的所有动力,也是我今后往前走最重要的支撑之一。”对于科研之外,施一公同样追求大我之意。 《 人民日报 》( 2016年02月25日 12 版)
采访施一公,并不容易。
因为总是一不小心便身处“风口浪尖”,身为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的他,已不太愿意接受采访,但听说记者的目的是关于学生培养,施一公欣然应允。
看得出,虽然力求低调,但对于如何育人,如何做一名好导师,施一公还是忍不住有话说。在他看来,与其他事情相比,带好学生、做好科研、做出对人类有价值的成果,是特别要紧的事,也是他一刻没敢停止思考的大事。
好的导师,要将自己对科研的态度、视角、方法传承下去
“我们处在一个实验室面临巨大竞争压力的时代,在鼓励科研人员发挥创造力的同时,保证产出的科研成果在技术细节上的可靠性、在科研伦理上的严谨性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为何对于年轻科学家的指导十分重要。成为一个实验室的‘老板’,并不自动意味着能给他或她的学生提供优秀的指导。”
《自然》杂志总编菲利普·坎贝尔的这番话,也是《自然》设立杰出导师奖评选的考量,这个奖项旨在嘉奖科学领域的优秀导师,强调导师启发年轻科学家的重要性。
在施一公看来,导师对于学生的第一责任,是教会学生选择课题,教会他们如何判断课题方向、研究价值,而不是让学生瞎摸索。同时,当学生在做研究的过程中遇到问题时,及时给予指导,帮助其解决问题。但遗憾的是,目前,很多导师很难拿出充足的时间指导学生。
“一方面是因为老师们太忙、事情太多。我个人也是如此,有时都觉得愧对学生。当然,还有一部分原因来自责任心以及导师的个人能力,来自高校教师管理制度。”施一公回忆起自己在国外求学时的经历,“那时候,我的导师每周都要与我认认真真谈一次,了解我目前的研究状况,取得了哪些突破、遇到了哪些问题。”
怎样才是合格的导师?在施一公看来,“科研能力的合格是基本条件,但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条件,是投入的合格。但遗憾的是,我们目前的管理机制只能对导师上课的时间做出约束,对于责任心以及指导学生的效果,很难给出评价、做出约束。”尤其令施一公感到担忧的是,目前高校许多教师忙于自己的课题和项目申请,没有真正将精力与心思花在学生培养上。美其名曰给学生更多主动权,实则也许是一种不尽职的表现。
施一公认为,好的导师要能真正影响学生,将自己对科学研究的态度、视角、方法传承下去,把科学的风格、修养、研究成果传递下去。
国内高水平大学要用国际化思维、做法吸引和留住人才
从2007年回国创建实验室算起,施一公回国工作已近9年。他见证了这些年来国内科研水平的飞速发展。“如果说10年前,在生命科学领域,我们仅是美国的百分之一或二,那么现在已经进步到百分之十以上。如此速度及成就,非常令人振奋。”
国内科研水平的提升,也不断吸引着优秀人才的回国,“目前,国内一些高水平大学在国际上也具有相当的竞争力,如果一名优秀人才同时面对美国州立大学和国内高水平大学伸出的橄榄枝,选择后者的可能性应该已经大于前者。”施一公说,“当下我们应该着重考虑的是,如何保持过去10年间科研实力和水平提升的速度,而这需要我们在体制机制上进一步创新。”在他看来,国内高水平大学科研实力的进一步提升,需要用国际化的思维、做法、后勤保障体系来引进人才、留住人才。
说到这儿,施一公讲到了目前国内许多高校开展的综合体制改革,尤其是备受关注的人事制度改革。在施一公看来,中国建设一流大学,需要引进一流的人才,那些在基础研究领域经得起国际标准检验的人才、世界一流大学也想要引进和留住的人才。因此,国内大学在建立准聘教授制度时,也应该参照国际标准、引进国际评审,“当然,我们也要充分考虑校情、顾及本土文化,不能完全照搬国外经验,要符合中国国情,有中国特色,不能简单一刀切。”
科研水平的提升,离不开科学的评价体系,离不开健康的指挥棒,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高校层面,在施一公看来,构建一个良好的科学生态尤为重要。
“对于科研人员来说,应该真正瞄准重大的、原创性的、对世界文明有贡献、对国家有意义的突破性成果,而不是只将目光聚焦于发表文章和申报各类奖项。对于高校来说,也不应只是关注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而应该着力为科研工作者营造一个宽松的科研环境。”施一公回忆,他曾经引进一位免疫学领域的年轻学者,回国后前4年一篇论文都没有,到了第五年以后才开始有世界瞩目的研究成果出来。“科研是需要时间、需要沉潜之心、需要不受打扰,凝神聚力的。这就要求学校为学者提供一方良好的科研土壤与环境,也需要好的评价机制。”
创新思维需要激荡,科研不可能复制他人,不要盲从迷信
不久前,在“未来论坛”年会上,施一公发表了题为《生命科学认知的极限》的演讲。与以往不同的是,施一公此番并未局限于生命医学,而是从人类生命饱受心血管疾病、癌症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的3大挑战开始,讲述了人类如何通过科学来迎接生命挑战。从已知到未知、从生物医学到量子力学,他的演讲展现了一个生物学家面对生命之谜的不懈追问。
或许是因为研究方向为生命科学领域,与生命体的起源相关,不管是科研、育人还是学校管理,施一公在思考、做事时都喜欢关注本原、探究意义。
关于学习的意义,他对学生这样以诚相见:“有些学生有时会陷入一种无端的狭隘,天天想着找工作,路越走越窄。为个人奋斗固然重要,但这只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因为你生活在一个大世界中,你看看你生活的这个国家,你看看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有多少人需要你的关注和关爱?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在追求小我的同时,心里也要有一个大我。即便在困境中,也要有一个承担起天下的雄心壮志。坚定的信念,是一个人做成任何一件大事的前提,做事的时候要全力以赴、做到极致,不留遗憾。”
对于科研的方法,他这样激励学生:“创新思维需要激荡,如果没有激荡一定不会有好的想法,一定是喝白开水。你们不需要崇拜任何一个科学家,他讲的话你们最多是借鉴,不要盲从更不能迷信。你们不可能去复制另外一个人的足迹,也不可能完全按照另外一个人的做法去做,你们要成为自己。”
“做基础研究,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改变什么?作为一个敢担当的读书人,不仅应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也需要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希望,不管是我自己、我的学生,还是我的同道,我们每个人都承担一点社会责任。这是我除了对科学本身兴趣之外的所有动力,也是我今后往前走最重要的支撑之一。”对于科研之外,施一公同样追求大我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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