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7-01-05 19:23 【来源:中华教育在线】
杨玲玲是谁?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名字有些陌生。 但如果回到2009年的浙江桐乡,你将见证这个彼时13岁的初一女生“一夜成名”:当地媒体惊讶其“六年级写成7万字婚恋小说”,省外报纸赞她可能是“下一个张爱玲”,中央电视台也闻讯赶来。热度持续到2013年,她高喊着“要么当作家、要么做乞丐”现身东方卫视,她的“未来”被嘉宾升级为或将成“下一个诺奖获得者”,当这个学习成绩不佳的高中生歪着头说出“我要退学”时,嘉宾惊呼“她在战斗”。 杨玲玲最终并未退学,但她所在的桐乡二中已然轰动。在一些教师看来,杨喜欢“表现”:会主动把文章给教师“提提意见”,曾想在学校办专场讲座,甚至高一就希望破格当文学社社长。 事实上,“破格”正是杨玲玲杀入这所高中的“秘籍”。2012年,她的中考分数仅过职高线,可开学不久,这个“少女作家”直奔教育局,此后命运反转。 那一年,韩寒已退学12载,并在两年前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蒋方舟刚拍完清华大学毕业照,准备赴任《新周刊》副主编;再过一年,《小时代》即将上映,迎接又一轮口水战的郭敬明也步入而立之年。人们不自觉地将他们视为杨玲玲的成长参照。 故事的结局并非喜剧。今天,杨玲玲没有叱咤文坛,可依然“迷恋”着“破格”——两度高考(精品课),她试图凭文学特长申请读本科,均止步大专;当被四川某“985”高校拒绝之后,她怒而网上筹款,欲提起诉讼,但应者寥寥。一些支持者也开始反对她。 写婚恋题材的小学女生 2008年秋天,浙江一家都市报开始时不时接到一个小学六年级女生的电话。“她老告诉我们自己写了一篇小说。”当年的采编人员赵小斌记忆犹新,女生寄来了钢笔写的文稿,可编辑部的判断是,这算不上什么新闻,“小学生写小说不稀奇,那也不是什么惊世之作。” 电话断断续续“纠缠”了报社一年,每次少则几分钟,多则两小时。来电者是杨玲玲,起初她有些不好意思,但打久了,就感到此事在生活中必不可少。她尚不谙人情,未觉此事唐突,只认为“自己写得不容易”,而“编辑阿姨很耐心”“像妈妈一样”。 不过,当赵小斌看到小说时,确实多少有些意外。小说名为《星路》,全文7万字,书中的女主角一路读书、成年、成为明星,但在杨玲玲的设计里,她又遭遇潜规则,最终黯然死去。这个“乳臭未干”的少女,写生死,写商战,写婚变,甚至叩问成人世界:“面临离婚时,婚姻不再是避风港。此时,岁月只给了你两个选择,一是坚毅的退出,二是无谓的继续。你选择哪个?” 小学生写婚恋题材?赵小斌提炼出了这个新闻点。这一消息在2009年11月迅速“走红”,各大门户纷纷转载,各媒体随即找到了郑渊洁及大学教授点评,并挖掘网友观点,“干得漂亮”“说不定就是下一个张爱玲”的评价纷至沓来。一月后,杨玲玲现象’在全国教育界和文学界引起震动”直接成了大标题。 杨玲玲此时已读初一,不善言辞。早前,为了迎接在她看来颇为“隆重”的采访,她特地把小说手稿誊抄了一遍。 一夜成名无疑突然。见媒体屡提张爱玲,从未读过其著作的杨玲玲翻起书来,并自认为两人“命运相似”:张是晚清名臣后代,家道中落;杨生于农村,幼年家中经商失败,父母被迫打工,而此前,她最受宠爱,老屋家具齐全,在她心里“跟小洋楼似的”。 这个敏感的独生女始终记得,小时候离家不远有池荷塘,父母常带她去玩。“后来爸妈再也不让我去了。”她把手缩进袖口,仿佛在悼念一个“沦陷地”,“因为生意失败后,那里被别人承包了。” 家境起落被她视为作品早熟的理由。她疯狂写作,有时甚至写到夜里两三点,并一度贫血。 母亲周国英起初并不知道这些。她反复叮嘱女儿,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以后要找个正常的工作,至少得读个本科。 平静显然被打破了,尤其是央视到来之后,热闹飙至顶点。从未谋面的干部来了,亲友之间相互打听着,央视采访当地媒体“如何发现杨玲玲的”,当地媒体也采访央视“为何过来采访”。央视编导透露,他们在讨论“早熟少年”类的话题,刚采访完彼时火遍全网的“少年演讲帝”杨心龙。 当地网络论坛开始连载《星路》,那是杨玲玲有时放弃学习时间,跑到亲戚家逐字敲打的。网友遗憾,作品并不完美,但又惊讶,小学生之作,已属不易。 “女儿走上了邪路” 初中生杨玲玲的文学讲座都办进大学了,但在父亲杨建明心里,“女儿走上了邪路”。 即使是公开场合,这个48岁的乡村修理工也不留情面。在一次电视节目上,主持人问他怎么看女儿写作,他直言“很气愤”,一脸阴沉。 思想传统的杨建明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写作是零食,学习才是主食。”他本不乐意上此节目,只是编导“杀”到他家取景,软磨硬泡说“不去就白拍了”,他才就范,“我实话实说,不替她吹牛”。 这让杨玲玲至今懊恼,在她看来,这本应是一期介绍“天才少女”的节目,却拍成了“家庭矛盾调解”,她甚至在现场顶撞父亲称要退学、专门写作。杨玲玲建议工作人员不要播这些,对方安慰她说“这样效果挺好”。 退学并非气话,杨玲玲这个想法萌生于初二。事实上,相比于在媒体密集露面,校园里的杨玲玲略显孤独。在一些同学眼中,她内向、神秘,看似比同龄人成熟,好友极少,曾一度坐到教室最后一排、独自一桌。连朋友也说,她在班上的存在感不是太强。 文学成果让更多同学愿意与她说话了,但她觉得,这不是“纯真的友谊”。彼时,“玛丽苏”式言情最受热捧,而商战、婚变离校园太远,许多接近者其实并无兴趣。 杨建明对这份骄傲不以为然。在饭桌前,他一边坦言从不夸女儿写作,一边澄清“真相”:女儿并不冒尖,媒体仅是猎奇“小小年纪写成人题材”而已。只上过初中的他认为:“跟媒体打交道,没好处,分心。有意义吗?把学习搞好再说。” 的确,杨玲玲的成绩在中游徘徊,数学“最惨”,好友回忆称“基本是倒数,有时套用公式都不会”,语文虽好,“其实也就作文好一点”。在这里,她没有光环。 与中国大多数中学一样,在那个由3所农村中学合并而成的初中,分数是整个校园的衡量标准。老师将中考挂在嘴边,学生紧张备考,父母追问排名,“所有人好像都在告诉我,读书才有前途”。 杨玲玲接受了这个“丛林法则”,中考前一个月,她走进副校长倪洪亮的办公室求助:某次数学测试,她只考了36分,而满分是150分。 “你一直是拿很多奖状、荣誉证书的,不可能只这点分数啊。”在杨玲玲的回忆里,这名既教数学也分管德育的副校长,如此欢迎她的“投诚”。 此后每个周五,倪洪亮都会在办公室见到她,对于数学问题,倪一一解答。中考时,杨玲玲的数学居然多了60来分。可这仍不足以扭转败局。 “我不如韩寒那样叛逆。”杨玲玲发现,自己难以在搏杀中胜出,直至一则新闻让她看到另一片战场:从2010年起,四川某“985”高校开招“双特生”,即3个方面的“奇才、偏才和怪才”——“在某一学科领域有特殊兴趣、爱好和特殊专长、潜质的,在某一学科领域开始崭露头角或已取得一定成绩的,对一些冷僻、人才稀缺的学科领域有一定程度深入了解、有一定独到见解的”。 文学使她坚信自己未来可突破分数限制、跻身名校。在孤独的中学里,这被她视为出路。 凭文学求“破格” 这个“偏才”开始发起破格战役。中考前数月,她找到了桐乡市教育局,希望能给“文学偏才”新的升学通道,且此事须“优先解决”,“不要拖到中考结束”。在许多人看来,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而杨玲玲直到高中开学之后还在坚持着——那时,她已考上某职业高中文秘专业。 “你有犟劲儿,我不敢。”多年以后,倪洪亮与杨玲玲喝茶叙旧,这段往事仍无法绕开:到职高报到没几天,她又去了教育局,说想读普通高中。现今已是校长的倪洪亮不得不向学生承认“你胜利了”。 她确实颠覆了不少人对初中生的印象。当年16岁的她明白教育系统欣赏什么,能自荐文学成果;她也深知官员忌惮什么,会上网发帖,甚至当面拿媒体“吓唬”他们:“上次央视来过,你看着办吧。” 虽然数学欠佳,可这并不影响此刻“讨价还价”:“我想去桐乡高级中学。”“不行,录满了。”“茅盾中学。”“不行。” “总之要进一个普高,桐乡二中吧。”她亮出“底牌”,教育局领导不置可否。送别时,领导给她塞了50元打车钱。 一些教师惊讶地发现了她的入学方式,在他们眼里,这不是“破格”而是“出格”,这似乎也解释了她为何不断策划着“教育改革”——语文老师联名推荐制,授权语文老师筛选有文学特长的初中应届生,报至当地文联,再由初中向高中推荐特招。“她自己有文学特长,当然这么想。” 在杨玲玲看来,自己已中考结束,这完全是为了“文学偏才”们。像遭遇不公的访民一样,她联系政府部门,寻找人大代表,甚至直接上书官员,称“文学偏才”为“弱势群体”。对方并没给她什么反馈,有的像模像样给了一纸信访答复,说“文学纳入中考加分没有国家规定”,有的劝她好好读书。 “变法”遇冷,但在传媒上,杨玲玲依旧“走红”。高一下学期,她现身东方卫视,即使她的婚恋小说已完工4年多,这仍是媒体关注的由头。节目里,杨玲玲短发、淡妆,火药味十足,自问“我到底为什么活着,是为了自己,为了成绩,还是为了别人”,彼时,她的高中首次期末考试仅语文、政治及格。 退学写作再次成为杨玲玲的宣言,她的目标是,出版一本书,斩获“硬件”,以此敲开四川某“985”高校的“双特生”项目之门。 两个月后,杨玲玲在中国戏剧出版社自费出版了诗集《树叶与漂流》,花了两万元,印数2000册。质疑她的教师不得不服气,“她的诗确实算好的,反正我高中时候写不出来”。 “小学写婚恋小说”的旧事一路谈到了北京电视台。那时她已是高三上学期,期末考试的两门及格科目又少了一门政治。她不提退学,改称“低头于高考”,“因为我更希望这个体制能考虑到这个群体(指‘文学偏才’)”。 杨玲玲有些遗憾,因为并无媒体愿宣传她的“教育改革”想法。事实上,教育学者普遍认为,中考优惠项目不宜再增加,以利招考公平,若再纳入文学特长,这更无可能。 她办了一场座谈会,试图奋力一击。在桐乡市图书馆,这个主讲者点着5页PPT,讲了20分钟,剩下20分钟由旁听者点评。力邀之下,观众来了不到10人,其中两人是她的亲友。 聚光灯远离了她:媒体报道了两三百字,“杨玲玲”似乎成了要避讳的名字,她没有全名,只剩“小杨”。此时,高考落幕已久。 推荐信“布局” 幸运之神没再眷顾杨玲玲。她最终未跻身“破格读本科”的极少数。 不过,她的手机通讯录如今犹如小型“专家库”,浙江作家、政府官员、大学教师、媒体记者。号码大多是为争取破格而找的。“说出数量,会不会引起争议?”杨玲玲欲言又止,“50?不止。100?不止。200?差不多。” 在她的破格布局里,这些人士无疑是利器之一。四川某“985”高校的“双特生”报名需填写个人陈述、专家推荐等。“个人陈述大家可能都差不多,能够区分的还是专家推荐信怎么说。”她孤注一掷。 杨玲玲找到了时任桐乡市文联主席王士杰。很快,桐乡市文联作为“社会团体推荐”,出现在其“双特生”报名表上。“如果她能够走出去,是我们所期望的,所以我肯定全力支持。”王士杰说,他此前对杨玲玲早有耳闻,她也常给《桐乡文艺》投稿。 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王士杰试图鼓励她处理好学习与创作的关系。在他眼里,杨玲玲文静内向,比较稚嫩,“好像也不太懂待人接物”,但鉴于年纪还小,能够谅解,且她对文学的追求“让人比较感动、认可”。后来,王士杰为《树叶与漂流》作了序。 虽然如此,但力挺杨玲玲创作的王士杰仍不忘“泼冷水”。他请一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阅读杨玲玲的作品,大家感觉有的媒体“跑偏了”,“媒体主要追求新闻效应,报道桐乡出了个‘少年作家’,怎么的,写了多少字,也不管写得好不好”,在他看来,“杨玲玲与同龄人相比,应该是写得好的,但说她是怪才、奇才、跟韩寒一样,那还差得远”。 这个观点也被浙江一些作家认可。一名县级市散文学会会长拒绝为她推荐,他曾助杨玲玲进大学办讲座,“才华还是好的”,但是,“她要在创作上更加有成绩,我才可以为她写”,另一名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则直言“没法儿写”“没觉得怎么样”。 杨玲玲称自己最终拿到了10封推荐信,按平常,只要一封就行了。 这个一路受热捧的“少女作家”自信满满。但“意外”发生了,她在首轮初审即败北。 此时已是2016年,她二度高考。此前一年,由于各种原因她错过了“双特生”报名,在考上一所大专并报到了之后,她选择复读。她的成绩已入绝境:高中三年,期末考试数学从未过40分,英语(精品课)从未过50分,临近高考的3次模拟考,有两次全部功课挂红灯,还有一次只有语文及格。 她投入了一场更激烈的厮杀。在那所“985”高校,2010年首次“双特生”招生录取了3人,次年减少了1人,2015年全国仅42人通过初审、最后录取4人。2016年也仅有7人胜出。 为了胜利,杨玲玲在个人陈述中历数辉煌,其中称获得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面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她亦数次肯定获此奖项。 然而,经过多次追问,杨玲玲在采访的最后一天承认,这件事情是虚构的。 她给出了一个符合反抗者形象的解释:听说“双特生”招生往年重视这个奖项,所以写上了,想等录取之后再作澄清,警示高校应该不拘一格。 遭反对的起诉计划 推荐信依旧是她试图挽回败局的武器。初审落败后,直到2016年6月9日,浙江省高考的最后一天,她还收到向一名学者“讨”来的推荐:“(杨玲玲)在文学创作上崭露头角,对文学有强烈的兴趣和可堪培养的潜质。如获深造,将可成器。” 但这一切都不奏效。事实上,即使入围“双特生”,她的命运仍然堪忧:2016年,“双特生”的分数至少须达一本线下30分以内,而此前,被该校认定为最高等级的“双特生”无分数要求。 第一次,她来到大学门口,希望寻求解释,但并未满意。 一直被她视为救命稻草的大学,此后成为她质疑的对象。她登录知乎、天涯、微博,痛陈经历,在她看来,自己写了数十万字小说、出版过诗集、获得好些征文奖项、手握诸多专家推荐信,不可能连初审都没通过。 2016年11月,她向教育部申请行政复议,目前未收到结果。在那前后,她在网上筹款,准备起诉这所高校。 “这么小的年纪想和学校打官司?又没有经济纠纷,头脑发热!我要是给钱了,就是助纣为虐,让事情越搞越大!”父亲杨建明嫌女儿不争气:女儿只到了专科线,最后去了杭州一所“民办专科”,一年学费将近两万元,“本来努力一下,她也许可以上个本科”。 母亲周国英也说并无这个经济条件。其实,女儿申请破格录取的大学不止一所,每次沟通,周国英都要请假同去,而家中每月打工收入不到5000元。 父母不再参加她的节目。高考之后,杨玲玲亮相甘肃电视台,节目里“母亲”已不是本人。杨玲玲称,那是安排的演员。而眼见“起诉呼吁”日益增多,一些支持者也开始动摇。 “文学,你说是茅盾好,郭沫若好,还是鲁迅好?谁也说不清楚。更何况谁能证明她是特殊人才?”王士杰强调“文无第一”,并且还需要机遇。另一名作家不耐烦了,“早知道她现在这样,我当初才不写推荐信”。更多的推荐者建议她应该努力写作品证明自己,而非去起诉,“她现在的才华还是好的”。 在好友看来,杨玲玲的尝试虽然“看起来有些傻”,“但其实,她真的做到了很多事。努力去做,整个宇宙都会合力完成你的愿望。” 上述“985”大学的招生办注意到了杨玲玲。十多天前,一名负责人给她打电话,转达了专家意见:“认为所提供的材料说明你在文学创作方面有兴趣,但还不能体现创作方面的特殊才能,我们学校的‘双特生’选拔注重文史哲等方面的深度和广度,从你提供的材料中看不出你具有学术研究方面的潜质,因此没有通过初审。” “这么多年了,你还没有放下。”坐在办公室,倪洪亮为她一边泡茶,一边小心翼翼地安慰她:“试过,不行就罢了。”而曾帮她破格上高中的教育局领导,对往事不愿多提,只提醒记者“报道要谨慎”。 杨玲玲觉得自己回不去了。她有时在想,如果当初退学写作,说不定境况会比现在好,“可是,我已经为了上大学付出很多代价,现在让我放手,我做不到”。她还记得高考前夕去补习数学,要坐一小时公交车,上课时,“感觉身边的人都比我聪明”。 迷茫之下,她试图去曾经就读的中学,寻找这场破格战争的见证者。 那天,寒风凛冽,她拨打了校领导电话,但对方说在外办事、下周才有时间;她致电另一名老师,对方称自己不在学校。正当落寞之时,一名教师驱车准备进入校门,她一脸欢喜,认为他“知道点儿事情”“可以说一些”。 老师没有认出她。车辆驶过之后,校门缓缓关上。
但如果回到2009年的浙江桐乡,你将见证这个彼时13岁的初一女生“一夜成名”:当地媒体惊讶其“六年级写成7万字婚恋小说”,省外报纸赞她可能是“下一个张爱玲”,中央电视台也闻讯赶来。热度持续到2013年,她高喊着“要么当作家、要么做乞丐”现身东方卫视,她的“未来”被嘉宾升级为或将成“下一个诺奖获得者”,当这个学习成绩不佳的高中生歪着头说出“我要退学”时,嘉宾惊呼“她在战斗”。
杨玲玲最终并未退学,但她所在的桐乡二中已然轰动。在一些教师看来,杨喜欢“表现”:会主动把文章给教师“提提意见”,曾想在学校办专场讲座,甚至高一就希望破格当文学社社长。
事实上,“破格”正是杨玲玲杀入这所高中的“秘籍”。2012年,她的中考分数仅过职高线,可开学不久,这个“少女作家”直奔教育局,此后命运反转。
那一年,韩寒已退学12载,并在两年前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蒋方舟刚拍完清华大学毕业照,准备赴任《新周刊》副主编;再过一年,《小时代》即将上映,迎接又一轮口水战的郭敬明也步入而立之年。人们不自觉地将他们视为杨玲玲的成长参照。
故事的结局并非喜剧。今天,杨玲玲没有叱咤文坛,可依然“迷恋”着“破格”——两度高考(精品课),她试图凭文学特长申请读本科,均止步大专;当被四川某“985”高校拒绝之后,她怒而网上筹款,欲提起诉讼,但应者寥寥。一些支持者也开始反对她。
写婚恋题材的小学女生
2008年秋天,浙江一家都市报开始时不时接到一个小学六年级女生的电话。“她老告诉我们自己写了一篇小说。”当年的采编人员赵小斌记忆犹新,女生寄来了钢笔写的文稿,可编辑部的判断是,这算不上什么新闻,“小学生写小说不稀奇,那也不是什么惊世之作。”
电话断断续续“纠缠”了报社一年,每次少则几分钟,多则两小时。来电者是杨玲玲,起初她有些不好意思,但打久了,就感到此事在生活中必不可少。她尚不谙人情,未觉此事唐突,只认为“自己写得不容易”,而“编辑阿姨很耐心”“像妈妈一样”。
不过,当赵小斌看到小说时,确实多少有些意外。小说名为《星路》,全文7万字,书中的女主角一路读书、成年、成为明星,但在杨玲玲的设计里,她又遭遇潜规则,最终黯然死去。这个“乳臭未干”的少女,写生死,写商战,写婚变,甚至叩问成人世界:“面临离婚时,婚姻不再是避风港。此时,岁月只给了你两个选择,一是坚毅的退出,二是无谓的继续。你选择哪个?”
小学生写婚恋题材?赵小斌提炼出了这个新闻点。这一消息在2009年11月迅速“走红”,各大门户纷纷转载,各媒体随即找到了郑渊洁及大学教授点评,并挖掘网友观点,“干得漂亮”“说不定就是下一个张爱玲”的评价纷至沓来。一月后,杨玲玲现象’在全国教育界和文学界引起震动”直接成了大标题。
杨玲玲此时已读初一,不善言辞。早前,为了迎接在她看来颇为“隆重”的采访,她特地把小说手稿誊抄了一遍。
一夜成名无疑突然。见媒体屡提张爱玲,从未读过其著作的杨玲玲翻起书来,并自认为两人“命运相似”:张是晚清名臣后代,家道中落;杨生于农村,幼年家中经商失败,父母被迫打工,而此前,她最受宠爱,老屋家具齐全,在她心里“跟小洋楼似的”。
这个敏感的独生女始终记得,小时候离家不远有池荷塘,父母常带她去玩。“后来爸妈再也不让我去了。”她把手缩进袖口,仿佛在悼念一个“沦陷地”,“因为生意失败后,那里被别人承包了。”
家境起落被她视为作品早熟的理由。她疯狂写作,有时甚至写到夜里两三点,并一度贫血。
母亲周国英起初并不知道这些。她反复叮嘱女儿,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以后要找个正常的工作,至少得读个本科。
平静显然被打破了,尤其是央视到来之后,热闹飙至顶点。从未谋面的干部来了,亲友之间相互打听着,央视采访当地媒体“如何发现杨玲玲的”,当地媒体也采访央视“为何过来采访”。央视编导透露,他们在讨论“早熟少年”类的话题,刚采访完彼时火遍全网的“少年演讲帝”杨心龙。
当地网络论坛开始连载《星路》,那是杨玲玲有时放弃学习时间,跑到亲戚家逐字敲打的。网友遗憾,作品并不完美,但又惊讶,小学生之作,已属不易。
“女儿走上了邪路”
初中生杨玲玲的文学讲座都办进大学了,但在父亲杨建明心里,“女儿走上了邪路”。
即使是公开场合,这个48岁的乡村修理工也不留情面。在一次电视节目上,主持人问他怎么看女儿写作,他直言“很气愤”,一脸阴沉。
思想传统的杨建明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写作是零食,学习才是主食。”他本不乐意上此节目,只是编导“杀”到他家取景,软磨硬泡说“不去就白拍了”,他才就范,“我实话实说,不替她吹牛”。
这让杨玲玲至今懊恼,在她看来,这本应是一期介绍“天才少女”的节目,却拍成了“家庭矛盾调解”,她甚至在现场顶撞父亲称要退学、专门写作。杨玲玲建议工作人员不要播这些,对方安慰她说“这样效果挺好”。
退学并非气话,杨玲玲这个想法萌生于初二。事实上,相比于在媒体密集露面,校园里的杨玲玲略显孤独。在一些同学眼中,她内向、神秘,看似比同龄人成熟,好友极少,曾一度坐到教室最后一排、独自一桌。连朋友也说,她在班上的存在感不是太强。
文学成果让更多同学愿意与她说话了,但她觉得,这不是“纯真的友谊”。彼时,“玛丽苏”式言情最受热捧,而商战、婚变离校园太远,许多接近者其实并无兴趣。
杨建明对这份骄傲不以为然。在饭桌前,他一边坦言从不夸女儿写作,一边澄清“真相”:女儿并不冒尖,媒体仅是猎奇“小小年纪写成人题材”而已。只上过初中的他认为:“跟媒体打交道,没好处,分心。有意义吗?把学习搞好再说。”
的确,杨玲玲的成绩在中游徘徊,数学“最惨”,好友回忆称“基本是倒数,有时套用公式都不会”,语文虽好,“其实也就作文好一点”。在这里,她没有光环。
与中国大多数中学一样,在那个由3所农村中学合并而成的初中,分数是整个校园的衡量标准。老师将中考挂在嘴边,学生紧张备考,父母追问排名,“所有人好像都在告诉我,读书才有前途”。
杨玲玲接受了这个“丛林法则”,中考前一个月,她走进副校长倪洪亮的办公室求助:某次数学测试,她只考了36分,而满分是150分。
“你一直是拿很多奖状、荣誉证书的,不可能只这点分数啊。”在杨玲玲的回忆里,这名既教数学也分管德育的副校长,如此欢迎她的“投诚”。
此后每个周五,倪洪亮都会在办公室见到她,对于数学问题,倪一一解答。中考时,杨玲玲的数学居然多了60来分。可这仍不足以扭转败局。
“我不如韩寒那样叛逆。”杨玲玲发现,自己难以在搏杀中胜出,直至一则新闻让她看到另一片战场:从2010年起,四川某“985”高校开招“双特生”,即3个方面的“奇才、偏才和怪才”——“在某一学科领域有特殊兴趣、爱好和特殊专长、潜质的,在某一学科领域开始崭露头角或已取得一定成绩的,对一些冷僻、人才稀缺的学科领域有一定程度深入了解、有一定独到见解的”。
文学使她坚信自己未来可突破分数限制、跻身名校。在孤独的中学里,这被她视为出路。
凭文学求“破格”
这个“偏才”开始发起破格战役。中考前数月,她找到了桐乡市教育局,希望能给“文学偏才”新的升学通道,且此事须“优先解决”,“不要拖到中考结束”。在许多人看来,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而杨玲玲直到高中开学之后还在坚持着——那时,她已考上某职业高中文秘专业。
“你有犟劲儿,我不敢。”多年以后,倪洪亮与杨玲玲喝茶叙旧,这段往事仍无法绕开:到职高报到没几天,她又去了教育局,说想读普通高中。现今已是校长的倪洪亮不得不向学生承认“你胜利了”。
她确实颠覆了不少人对初中生的印象。当年16岁的她明白教育系统欣赏什么,能自荐文学成果;她也深知官员忌惮什么,会上网发帖,甚至当面拿媒体“吓唬”他们:“上次央视来过,你看着办吧。”
虽然数学欠佳,可这并不影响此刻“讨价还价”:“我想去桐乡高级中学。”“不行,录满了。”“茅盾中学。”“不行。”
“总之要进一个普高,桐乡二中吧。”她亮出“底牌”,教育局领导不置可否。送别时,领导给她塞了50元打车钱。
一些教师惊讶地发现了她的入学方式,在他们眼里,这不是“破格”而是“出格”,这似乎也解释了她为何不断策划着“教育改革”——语文老师联名推荐制,授权语文老师筛选有文学特长的初中应届生,报至当地文联,再由初中向高中推荐特招。“她自己有文学特长,当然这么想。”
在杨玲玲看来,自己已中考结束,这完全是为了“文学偏才”们。像遭遇不公的访民一样,她联系政府部门,寻找人大代表,甚至直接上书官员,称“文学偏才”为“弱势群体”。对方并没给她什么反馈,有的像模像样给了一纸信访答复,说“文学纳入中考加分没有国家规定”,有的劝她好好读书。
“变法”遇冷,但在传媒上,杨玲玲依旧“走红”。高一下学期,她现身东方卫视,即使她的婚恋小说已完工4年多,这仍是媒体关注的由头。节目里,杨玲玲短发、淡妆,火药味十足,自问“我到底为什么活着,是为了自己,为了成绩,还是为了别人”,彼时,她的高中首次期末考试仅语文、政治及格。
退学写作再次成为杨玲玲的宣言,她的目标是,出版一本书,斩获“硬件”,以此敲开四川某“985”高校的“双特生”项目之门。
两个月后,杨玲玲在中国戏剧出版社自费出版了诗集《树叶与漂流》,花了两万元,印数2000册。质疑她的教师不得不服气,“她的诗确实算好的,反正我高中时候写不出来”。
“小学写婚恋小说”的旧事一路谈到了北京电视台。那时她已是高三上学期,期末考试的两门及格科目又少了一门政治。她不提退学,改称“低头于高考”,“因为我更希望这个体制能考虑到这个群体(指‘文学偏才’)”。
杨玲玲有些遗憾,因为并无媒体愿宣传她的“教育改革”想法。事实上,教育学者普遍认为,中考优惠项目不宜再增加,以利招考公平,若再纳入文学特长,这更无可能。
她办了一场座谈会,试图奋力一击。在桐乡市图书馆,这个主讲者点着5页PPT,讲了20分钟,剩下20分钟由旁听者点评。力邀之下,观众来了不到10人,其中两人是她的亲友。
聚光灯远离了她:媒体报道了两三百字,“杨玲玲”似乎成了要避讳的名字,她没有全名,只剩“小杨”。此时,高考落幕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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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之神没再眷顾杨玲玲。她最终未跻身“破格读本科”的极少数。
不过,她的手机通讯录如今犹如小型“专家库”,浙江作家、政府官员、大学教师、媒体记者。号码大多是为争取破格而找的。“说出数量,会不会引起争议?”杨玲玲欲言又止,“50?不止。100?不止。200?差不多。”
在她的破格布局里,这些人士无疑是利器之一。四川某“985”高校的“双特生”报名需填写个人陈述、专家推荐等。“个人陈述大家可能都差不多,能够区分的还是专家推荐信怎么说。”她孤注一掷。
杨玲玲找到了时任桐乡市文联主席王士杰。很快,桐乡市文联作为“社会团体推荐”,出现在其“双特生”报名表上。“如果她能够走出去,是我们所期望的,所以我肯定全力支持。”王士杰说,他此前对杨玲玲早有耳闻,她也常给《桐乡文艺》投稿。
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王士杰试图鼓励她处理好学习与创作的关系。在他眼里,杨玲玲文静内向,比较稚嫩,“好像也不太懂待人接物”,但鉴于年纪还小,能够谅解,且她对文学的追求“让人比较感动、认可”。后来,王士杰为《树叶与漂流》作了序。
虽然如此,但力挺杨玲玲创作的王士杰仍不忘“泼冷水”。他请一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阅读杨玲玲的作品,大家感觉有的媒体“跑偏了”,“媒体主要追求新闻效应,报道桐乡出了个‘少年作家’,怎么的,写了多少字,也不管写得好不好”,在他看来,“杨玲玲与同龄人相比,应该是写得好的,但说她是怪才、奇才、跟韩寒一样,那还差得远”。
这个观点也被浙江一些作家认可。一名县级市散文学会会长拒绝为她推荐,他曾助杨玲玲进大学办讲座,“才华还是好的”,但是,“她要在创作上更加有成绩,我才可以为她写”,另一名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则直言“没法儿写”“没觉得怎么样”。
杨玲玲称自己最终拿到了10封推荐信,按平常,只要一封就行了。
这个一路受热捧的“少女作家”自信满满。但“意外”发生了,她在首轮初审即败北。
此时已是2016年,她二度高考。此前一年,由于各种原因她错过了“双特生”报名,在考上一所大专并报到了之后,她选择复读。她的成绩已入绝境:高中三年,期末考试数学从未过40分,英语(精品课)从未过50分,临近高考的3次模拟考,有两次全部功课挂红灯,还有一次只有语文及格。
她投入了一场更激烈的厮杀。在那所“985”高校,2010年首次“双特生”招生录取了3人,次年减少了1人,2015年全国仅42人通过初审、最后录取4人。2016年也仅有7人胜出。
为了胜利,杨玲玲在个人陈述中历数辉煌,其中称获得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面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她亦数次肯定获此奖项。
然而,经过多次追问,杨玲玲在采访的最后一天承认,这件事情是虚构的。
她给出了一个符合反抗者形象的解释:听说“双特生”招生往年重视这个奖项,所以写上了,想等录取之后再作澄清,警示高校应该不拘一格。
遭反对的起诉计划
推荐信依旧是她试图挽回败局的武器。初审落败后,直到2016年6月9日,浙江省高考的最后一天,她还收到向一名学者“讨”来的推荐:“(杨玲玲)在文学创作上崭露头角,对文学有强烈的兴趣和可堪培养的潜质。如获深造,将可成器。”
但这一切都不奏效。事实上,即使入围“双特生”,她的命运仍然堪忧:2016年,“双特生”的分数至少须达一本线下30分以内,而此前,被该校认定为最高等级的“双特生”无分数要求。
第一次,她来到大学门口,希望寻求解释,但并未满意。
一直被她视为救命稻草的大学,此后成为她质疑的对象。她登录知乎、天涯、微博,痛陈经历,在她看来,自己写了数十万字小说、出版过诗集、获得好些征文奖项、手握诸多专家推荐信,不可能连初审都没通过。
2016年11月,她向教育部申请行政复议,目前未收到结果。在那前后,她在网上筹款,准备起诉这所高校。
“这么小的年纪想和学校打官司?又没有经济纠纷,头脑发热!我要是给钱了,就是助纣为虐,让事情越搞越大!”父亲杨建明嫌女儿不争气:女儿只到了专科线,最后去了杭州一所“民办专科”,一年学费将近两万元,“本来努力一下,她也许可以上个本科”。
母亲周国英也说并无这个经济条件。其实,女儿申请破格录取的大学不止一所,每次沟通,周国英都要请假同去,而家中每月打工收入不到5000元。
父母不再参加她的节目。高考之后,杨玲玲亮相甘肃电视台,节目里“母亲”已不是本人。杨玲玲称,那是安排的演员。而眼见“起诉呼吁”日益增多,一些支持者也开始动摇。
“文学,你说是茅盾好,郭沫若好,还是鲁迅好?谁也说不清楚。更何况谁能证明她是特殊人才?”王士杰强调“文无第一”,并且还需要机遇。另一名作家不耐烦了,“早知道她现在这样,我当初才不写推荐信”。更多的推荐者建议她应该努力写作品证明自己,而非去起诉,“她现在的才华还是好的”。
在好友看来,杨玲玲的尝试虽然“看起来有些傻”,“但其实,她真的做到了很多事。努力去做,整个宇宙都会合力完成你的愿望。”
上述“985”大学的招生办注意到了杨玲玲。十多天前,一名负责人给她打电话,转达了专家意见:“认为所提供的材料说明你在文学创作方面有兴趣,但还不能体现创作方面的特殊才能,我们学校的‘双特生’选拔注重文史哲等方面的深度和广度,从你提供的材料中看不出你具有学术研究方面的潜质,因此没有通过初审。”
“这么多年了,你还没有放下。”坐在办公室,倪洪亮为她一边泡茶,一边小心翼翼地安慰她:“试过,不行就罢了。”而曾帮她破格上高中的教育局领导,对往事不愿多提,只提醒记者“报道要谨慎”。
杨玲玲觉得自己回不去了。她有时在想,如果当初退学写作,说不定境况会比现在好,“可是,我已经为了上大学付出很多代价,现在让我放手,我做不到”。她还记得高考前夕去补习数学,要坐一小时公交车,上课时,“感觉身边的人都比我聪明”。
迷茫之下,她试图去曾经就读的中学,寻找这场破格战争的见证者。
那天,寒风凛冽,她拨打了校领导电话,但对方说在外办事、下周才有时间;她致电另一名老师,对方称自己不在学校。正当落寞之时,一名教师驱车准备进入校门,她一脸欢喜,认为他“知道点儿事情”“可以说一些”。
老师没有认出她。车辆驶过之后,校门缓缓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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