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作家、记者、文学批评家郎生独立完成的中国古典文学史著《补白——中国文言小说的传统与辉煌》，由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该著从文学内部，对中国宋前的文言小说，进行了视野广阔而又言之有据的点评和论述，使之与众多由历史角度书写的中国文言小说史著区别开来。如对原作的直接解读，对先唐文言小说传统的首次发现，及对倍受轻忽的唐五代传奇之辉煌、超前成就的全新论评，为中国古典文学史的研究和著述，补了一个白。评述之时，还与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宋元后的文言小说和西方现当代小说做了比较，探讨其异同及关联。被评者誉为“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后，又一部真正新颖独到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著、文学论著。”
郎生来自藏语，起这样的笔名，当与其经历和自我评价有关。坦率说来，我一生从文，同道好友者无几，郎生其一。不因别的，是我们共同的文命，即我们都竭尽全力做自己的文字，也都不惜心血，可辛苦此生，文命两舛。我居京，出书路子比他多一些，混得稍强些，但曾经也不过是文字糊口的人生而已。
认识郎生，是十多年前，开始时不怎么了解。但后来往来中的一件件事实，让我与他之间的情义，愈加铁磁。读他第一部作品，是自传体长篇《拉萨的月亮》（再版更名为《雪域历》），感觉好极。之后，是他的《转世秘藏》，一部至今未能出版的后现代短篇集，读后佩服得五体投地。每隔几年，他总会有一部新的随笔写出来，尽管还总是出版不了，但感觉仍是惊人的好。自此在我内心，便认定了他的写作。我私以为，一个写作者，和工匠师傅有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活儿做到了一定程度，便知道文名的大小与活路的好歹，实在是不相干的两件事情。我大概也是通过《骚土》数十年的磨练，才稍稍弄懂了这个道理。
郎生也是，他发现和推举的昆明少年天才杨墨、云南巧家作家孙世祥等，都是生前默默无闻，去世后轰动一时的人物。所以像郎生这样的写作者，在今天这样的处境，我虽偶尔会笑上天的不公，但也知道，这实在怪不得老天，都是个人癖性的使然。是的，是他们这种人不愿意趋炎附势，此为其一。其二更为真实也更为无奈的恐怕是，他们更愿意孤独，所以才选择了一个人隐蔽的生活与写作。他们似乎天然地顺从一个道理，即一个写作者，想写出富有灵性和尊严的精神性文字，少一分个人的自由，似乎都不大可能。
这就构成了他们特殊的文命。不过这样也好，这能使他们安下心来，老老实实地投入到写作里头，一心一意的雕琢文字，给这个世界留下点真正经得起推敲的作品。所以说对于时代，也有该感谢它的地方，那便是正是因为它的遮蔽和扭曲，反而能制造出个别顶尖级的、癖性殊异的人物。看到郎生发来的书稿，看到这本书中他许多独到的发现和许多闪光的认识亮点，顿觉其视野宏阔、举重若轻、文理恣肆。
我知道，这一两年间，郎生往常的写作似乎停了下来，一门心思钻进先唐述异和唐代传奇里头，以一个深谙写作之道者的刁钻眼光，去阅读感受，去发微探幽，下死功夫去摆弄这门看似古怪冷僻的学问。虽然我与他时而也会在电话里讨论几句，但我自知，以我对古文学的浅尝辄止，跟他已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了。
这本书的起源，最初是郎生每日在朋友圈中所发的微信，一段一段的，自然地出现在手机里。那些日子，我时常就将它们当作即时的休闲，一边欣赏他抒发的风趣，一边又吃惊于他见识的独到。我们时而也通通电话，他在电话里说先秦、道汉唐，无论魏晋，有时候像是他自己一个人在喃喃自语，又像是在与远古的写作者们直接对谈。另一端的我答不上话，却也能感觉到他的痴迷是如此之深。我电话这边打哈哈说，原来古人才是写微信的高手啊。譬如，在这本书提到的汉代小说《神异经》里，就有这样的段子：
东荒山中有大石室，东王公居焉。长一丈，头发皓白，人形鸟面而虎尾，载一黑熊，左右顾望。恒与一玉女投壶，每投千二百矫，设有入不出者，天为之医嘘；矫出脱误不接者，天为之笑。
东方有人焉，男皆朱衣缟带元冠，女皆采衣，男女便转可爱，恒恭坐而不相犯，相誉而不相毁。见人有患，投死救之。名曰善人。一名敬，一名美，不妄言，果果然而笑，仓促见之如痴。
无论是住在大石室内、骑着黑熊、人形鸟面而虎尾的东王公，还是那些只会憨笑、互不相犯又能以死相救的东方人，都会让你产生无尽的联想，吃惊于我们老祖先所写的段子，真是妙不可言。
早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时我的《骚土》还未动笔，只是满世界地搜罗各种奇思异想。读到两晋志怪或者是唐代传奇的一些章节，便隐隐约约地觉得，这是躲不过去的一个功课。但那时文学界的写作者，正是人人目光向外，为各种外来炫目的技巧所感染，都在求新求异的档口。我几乎也挟裹其中，对郎生今天所做的这门看似偏冷的学问，只是浮皮掠过，没有像他今天这般的深入。
只是到后来，阅读到明清笔记的时候，才半悟不悟地理解到了，中国小说的叙述方式，似乎古来就存在一条看不见的隐线，它是沿着这条看不见的隐线行进发展过来的。这个我想，百年来，鲁迅、钱钟书、沈从文、汪曾祺等，作家中极个别最优秀的写作者们，大概也都是知道的。我的写作，如果当时没有感觉到这条隐线的存在，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骚土》。
我觉得郎生的这本书，给我们了解先唐及唐代小说天才作家们的面貌，提供了一个生动形象的版本；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后，又一部真正新颖独到的中国小说史著、文学论著。对多元化、国际化的唐代文学来说，也只有贯通中西的郎生才有体悟。读到这里，我确乎才意识到了，历史里的那些志怪和传奇，无论写作者是多么的显赫或者一文不名，但在我们的文学纪史中，大多仍是隐蔽着的影子，与其时文坛上的炎炎盛名者不是一回事情。而后来被我们津津乐道的许多作品，也多是这类隐蔽写作的结果。
此时我居然才知晓，我们最早的故事、小说，作为人类的叙述智慧之一，是从源头开始便独立了出来的。之后一批又一批的写作者，前赴后继，代不乏人。他们深藏着我们文字血脉中的DNA，也就是我们文学传统的内核，也就是文学本身演进的历史，给我们认识世界、认识人类自身的真伪，提供了真切无比的判断方式和标准。文学与政治、宗教，与经史等其它文化样式，是平等甚而是竞争的关系，且一直在雄心勃勃地独立发展，构造着一个隐蔽的文学王国。是我们民族中这些锦胸绣口的天才，通过一代代人不断线的努力，才有了唐宋文学堂皇的面貌，才有了中国小说潜流至明清的正脉。这条文学历史隐线的发现，我想对于今后的中国文学，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一个具有艺术野心的作家，应该了解自己在写作中默默踏上的这条历史线索意味着什么，因为这样的文学无论时潮如何地忽视和遮蔽，最终仍将会成为传统的代表和主流。
所以，简而言之，我以为此书大概也将是一个好作家的案头必读。至于活跃在当今文坛那些对这条文学隐线或这种文学传统不管不顾，仍洋洋自得于一己聪明的写作者，我只能对他们的自信和勇敢表示敬意。至于其作品未来的价值，几乎是不用怀疑的渺茫。当然，或许他们之中的个别人，确因天地氤氲、情动于衷，有可能写出一两个灵动的文本，但是，没有这片隐蔽的深厚沃土的滋养，也只能算是漂亮的风筝。
郎生通过这本书告诉我们：其实，一个时代最深刻、最神奇、最壮美的形象，不是自然景观，不是炫目五色，也不是眼见耳闻的过往，而是我们胸口里头这颗和古人一样的跳动的内心，以及这颗心对世界用文学构造的意象。这便是这条隐线的价值。还有，正如郎生所揭示的那样，文学尤其小说，从古至今最重要的功用之一无非就是娱乐，在没有意义的人生中寻找并创造着不一样的意味和乐趣。是时候恢复它的本来面目了。（文/老村）
